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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七梦|音乐:同一条河流,旧音重拾杨树浦

杨浦七梦|音乐:同一条河流,旧音重拾杨树浦 当我们站在同一块岸,当我们面朝同一片江,似乎我们被时间的分页符,固化在了不同年代的章节之间。奔流不息的音乐,流淌在这座城市最日常的脉搏之间,开创某种新的结构,也撕开新的裂缝。

关于音乐的所有想象之中,最浪漫的一个是,它可以被所有人听到。这种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达至最大限度公共性的想象令人着迷——虽然这个过程常常被阻断于传播空间的匮乏和愈演愈烈的感官争夺战中。

所以此时,让我们回到空间这一面向、这个联结私人和公共的承载通道,将杨浦这片因其滨水特质再次引起关注的地域为试验田,进行考察和寻访。

杨浦之名来自杨树浦,浦就是河流的意思,令人想到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当我们再次踏入这同一条河流时,我们和历史长河中的人影相互交叠、投射、并列、扭转,一同汇入了永世不息的流动中。毕竟音乐,永远是进行时。

这个研究和创作计划,以不忽视探访者自身波动立场进入杨浦地下/摇滚音乐的历史考察为开端,以承载和传播音乐的物质性媒介的再现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虫洞,以重归市民空间的活动策划创造新的在场。

因此,该项目的阶段性呈现对应性地包括:一个影像作品《开始》,展于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位于杨浦滨江“绿之丘”公共建筑二楼的分展“杨浦七梦”,以及一个在展场中不定期出摊的拷带摊,和一场位于杨浦滨江最东端定海桥地区的影音漫步工作坊“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项目统筹:赵伊人

影像导演:杨一心、赵伊人

展场摊主:张国伟

活动策划:赵伊人、邢星

特别鸣谢:王昀、殷漪、许海峰

10月6日,在“绿之丘”布展中的音乐单元。

9月底,赵伊人等人在M50对许海峰进行访谈,许海峰拿出了自己收来的录音机,用于此次展出。

1.影像作品《开始》(导演:杨一心、赵伊人)

上海地下/摇滚音乐始于杨浦,但这份影像不是对杨浦地下/摇滚音乐的全景式呈现,它不忽视探访者自身波动立场进入历史考察,并在这种考察中再次安放自身。因此,它是一个探寻的开始,也是一份继续的邀请。作品将循环播映于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位于杨浦滨江“绿之丘”(杨树浦路1500号)201室的“杨浦七梦”中。

导演:杨一心、赵伊人

摄像/剪辑:杨一心

采访统筹:赵伊人

协助:张国伟、邢星

访谈致谢:周勇、阿文、杨大、方光辉、老三、老袁、扩音器乐队

特别鸣谢:王昀、殷漪、姜真东、曹书韵、周晟杰

当年的拷兄特地找出了自己的拷带。

2.拷带摊(摊主:张国伟)

简介拷带:你家的拷带还在吗

网络发达之前,音乐传播有两大非正规渠道——打口碟、拷带,拷带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我个人虽然当年没接触过拷带,但做过类似的事情——用教材里附带的磁带录广播电视里自己喜欢的歌。觉得磁带是个特别的介质,相比之前之后的黑胶和CD,它是最方便普通人复制的。

媒介对音乐产业(唱片工业)有巨大的影响:唱片容量影响流行歌的长度,唱片有两面于是诞生了B-side的概念。这些影响一直延续到免费下载对唱片业的打击,近来付费订阅又一定程度上对音乐工业有所挽回。但实体介质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有很多关于寻找过程的记忆(特别是在内地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空间、人,脑海中存有很多画面。

这次展览也是一次寻找的过程,把当年的记忆再拷贝一次。

摊位地点:绿之丘(杨树浦路1500号)“杨浦七梦”展场(201)内

出摊时间:不定期,可随缘偶遇或预约,预约邮箱(zhwww@gmx.com)

摊主:张国伟

拷带录音机提供:许海峰

特别鸣谢:姚骅、王莫之

杨一心拍摄的视频截图。

当年的乐迷也是笔友。有人找出了当年的信件。

3.影音漫步工作坊“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策划:赵伊人、邢星)

开始对杨浦与音乐有关线索的探寻时,我找到成长于杨浦并一直做音乐至今的殷漪老师。他感觉,上海做乐队/音乐的各代之间,没有太多联系和交流,但我对杨浦地下/摇滚音乐的探访无疑是在建立一些联系,即使很微弱。

而我和另一位项目成员邢星基于定海桥互助社共治形成的一些与音乐有关的实践经验和策动想象,突然在我探访铃儿摇酒吧消失前的主理人方光辉时被接入了历史脉络:我们曾经先后在定海路及其前往复兴岛的桥上一起乘凉、散步、玩闹、制音,既立身于现实又陶醉于幻梦,虽然期间相差十多年,但这种跳接却极其亲切——即使我们并没有在当代潮流音乐尖端,而他们也不再疯狂地玩摇滚——我想要将这种跨越时间的亲和向大家展露出来、共同重塑,并在同一个“本地”联结到当代青年社群,从而接续到当下和可能的未来。(赵伊人)

一年前,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城市漫步”系列活动来到定海。那些我以为已经熟悉了的定海日常,那些散落在历史尘埃之间的功勋,那些似乎即将消失在时代更迭之间的纹路,在共同探寻的旅途中一点点展开。仅就“符号”本身而言,就足够丰富与鲜活,以至于后续重温时,那个下午的许多场景和共同“游荡”的体验,构成了一个关于定海街头音乐剧创作的起点。时隔一年,这里似乎并未经历太多改变,而我们在地生活实践网络的延展,似乎让我们对他有了些许不一样的怀念和想象。借影音漫步工作坊为起点,在音乐线索的牵引下,邀请大家重新走进杨浦滨江神经中枢末梢,在这块历史浪花反复冲刷的地方,共同谱写新的乐章。(邢星)

路线:定海桥互助社-定海路-铃儿摇酒吧旧址-定海桥-复兴岛运河-杨浦滨江-绿之丘

时间:2019年10月27日下午至晚上

策划统筹:赵伊人、邢星、沈健文

特邀嘉宾:方光辉

街头音乐即兴:盘丝洞音乐集团

投影设计顾问:杨一心

出品:《定海鱼》街头音乐剧场导演组

支持:定海桥互助社

合作: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城市漫步”系列活动


赵伊人,1990年出生并成长于上海川沙。

2015年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成年时前往杨浦北部的五角场读了七年书,毕业后搬到杨浦东部的定海桥居住至今。5岁起学钢琴,19岁起教钢琴,29岁起写歌玩音乐。平日也是心理学教师,近期还在研习疗愈艺术和绳缚艺术。

杨一心,1994年出生成长于上海。

15岁赴美国加州生活留学,2016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I)艺术学院,现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MFA。曾作为导演/编剧独立创作超过10部短片,实验戏剧和行为艺术/视频装置艺术作品。导演短片The Sisyphus 和《田园》曾入围和展映Newport Film Festival等电影节。喜欢在作品里以一些实验性的拍摄和剪辑手法区探讨一些社会边缘性话题。

邢星,1989年出生于湖北武汉。

未注册城市规划师,2017年参与了杨浦滨江中北段城市设计(然而当时并没好好调研)。2019年初,在定海港路252号,参与成立了盘丝洞音乐集团,致力于推广低成本互助制音。黄兴公园附近某地下排练厅VIP充值卡联名拥有者之一,梦想有一天也能成为一名持证上岗的杨浦区街头艺人。

张国伟,1959年出生于上海。

在杨浦生活工作过,喜欢音乐,下岗后卖过磁带。一直在怀疑时代是不是真的进步了。

附上一段对谈:

9月20号凌晨,赵伊人与杨一心缘于本片后期制作的拖延情绪而展开的对本片“本质”的深入探讨:

赵伊人:当澎湃新闻市政厅主编王昀找到我,问是不是对追溯杨浦有关音乐的历史感兴趣的时候,我马上说了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马上接受的原因,一是学音乐(主要是钢琴演奏)十几年后突然开窍开始写歌做创作,并时而加入友人一起玩乐队,对做音乐的人的状态很感兴趣,但同时又有一种对“玩乐队”的意义的怀疑(因为偶尔加入友人的乐队,他对此有超出我理解的热情),因此探寻人们如何进入音乐、又如何离开音乐的好奇让我一下子答应了。在王昀作为主要策展人的建议和热情牵线下,我的线索很快锁定在对杨浦摇滚音乐以及与之相关的地下空间的追溯——我对特定空间(尤其是自组织空间)的探寻一直怀有热情,这也许跟我参与定海桥互助社的实践有很大关系,这种探寻中有我对定海桥互助社的物理场所未来命运可能的好奇性投射。

杨一心:这次与伊人合作是一个较为随机的契机,我们通过朋友互相认识,一起逛书展的时候随意聊到此事便答应合作了,很难说当时为什么答应。或是因为杨浦区之于我,一直是上海我较为无知的一块区域。除了高中时候暗恋一个交大附中的女孩,于是时常会去五角场试图与她偶遇之外,可以说对杨浦是极为陌生的。另一方面,由于自己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喜欢摇滚乐,所以隐约知道杨浦在所谓“上海摇滚音乐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赵伊人:而杨浦对我来说确也是生命历程的重要部分:我在成年时前往杨浦北部的五角场开始念书,那时我并不觉得到了“杨浦”,而是觉得到了“上海”——因为我在浦东川沙出生,60年代出生的父母一代延续了祖辈的地理认知传统(1958年川沙县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市),把任何前往上海市区的行为叫做“去上海”。在复旦读书的几年中,我并没有任何对杨浦本地的认知和兴趣。直到我毕业搬到定海桥,因为当时碰巧知道定海桥有一些有趣的人在做一些有趣的地方性实践,让我看到了一种研究性实践/艺术性研究的可能、以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人际网络的可能——这个被遗忘的杨浦东区、这个上海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重要起点、这个工人阶级抬头又消沉的地方,从此我通过实践建立了与一个无关我出生、工作和利益的地方的关系,也建立了对地方作为人际网络而非有地理边界的认知。

这些年中,我觉得杨浦有三张此消彼长又相互交叠的面孔,一张是产生于北部军区和大学中大院的精英面孔,比如他们很早就有渠道听到了国外的摇滚乐、有条件买乐器搞设备;一张是产生于杨浦东部和中部的工人面孔,他们过去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翁,任劳任怨却精神抖擞,后来有人上访哭诉求拆迁,抑或拼命劳动多赚钱,又或赋闲在家吃低保,也有组团流氓敲竹杠,再有气定神闲养生打拳;一张是产生于寻找生存夹缝的打工面孔,他们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本地人口的日常生活和节俭消费的可能,但却在城市更新中被迫奔忙来去,永远在寻找下一个落脚处。

杨一心:我认为这次创作之于我只是一个开始。我也认为杨浦摇滚之于上海摇滚,也是一个开始。这部作品,或是说这部作品聚焦的时代、地方、记忆,之于我们影像的拍摄对象来说也是一个开始,无论他们的创作或是其他方方面面。我也可以说,这个纪录片/影像的创作过程,也才刚刚开始,从我决定与伊人合作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这将会是一个持续较久的项目。纪录片,或说带有纪录性质的影像作品,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且拍摄周期很难确切预测,难以说明什么时候才会停住进入后期阶段,从某一个线总是能领到其他,直到一个只能意会的点才能够停手。即便是真的进入后期阶段了,又会在已有素材里发现新的线索,把作品往另一个方向引。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作品对我是一个过程,一个开始,一个一直在变化的体验。另一方面,我也想把这个作品视为对观者的一种邀请,试图也让他们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开始,从而把自己带入到观众自我的时间里去。

赵伊人:在我们研究最开始采访艺术家殷漪时,他一再提醒我们,他年轻时做摇滚乐队的意义更多限于私人成长领域(“与个人有关”,“作为个人值得怀恋”,“重新把自己捡起来”,“解决精神危机”,“解决荷尔蒙”),对将之公共化表示强烈怀疑(“我们对摇滚乐没什么贡献”,“不要浪漫化”)——而这个开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何在捡起私人记忆并将之公共化为一种历史叙述时,不将其浪漫化?以及,浪漫化有问题吗?浪漫化一种历史探寻并为其赋予尽量大的意义,是探寻者的天然倾向,是一种为自我实践辩护的倾向。如何利用这种倾向但又时时对之保持反思,需要持续探索。

杨一心:要抛开创作方式和结构,而只对这次拍摄的对象和主题讨论的话,在我这部分的创作里,有几个点是想着重展开讨论的。一方面是关于记忆的洁癖与对记忆的浪漫化。我同意在创作上对浪漫化90年代的上海杨浦摇滚保持审慎的态度,但我会对这种针对”浪漫化“的拒绝的缘由产生好奇。为什么我们似乎总是对“浪漫化”一些事务或是记忆产生负面情绪?这或许会引到另一个极端,关于所谓“记忆洁癖”这个概念,即把记忆规整,放在一个距离里去遗忘。两者在我,或是我身边的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少有胆敢既不去浪漫化记忆而又不去“清洁”记忆的人。对过去记忆的浪漫化与否,或是我想探讨的有关记忆是否主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

其次是关于杨浦的后社会主义时期与八九十年代大量的西方流行文化(很多的是六七十年代欧美嬉皮士文化的回声潮)的涌入有关,即通过拷带,打口碟等方式进入。而不可否认,在复旦等大学的留学生群体对早期杨浦摇滚乐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一方面是90年代社会转型期,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及随之渗入上海的欧美流行摇滚文化。

再之自己所关心的便是音乐人目前的创作状态或是生活姿态,这在我看来是探讨所谓“历史”最关键的一点。研究历史或不是为了研究历史本身,而是应当通过对历史的探讨来思考和展望现在或是未来的状况。

赵伊人: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在捡起私人记忆并将之公共化为一种历史叙述时,不失落掉对记忆承载者的尊重、责任和互助的可能?让我想到部落人酒吧的创始人之一阿文对我采访的热情回应,与我后来听说他对另一个研究者的拒绝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定与我本人关系不大,但这一定意味着什么——在我与他约定了采访时间的同时,他也问了问介绍人殷漪来不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马上意识到,我的介入对他来说也许是一个与老友重聚的机会——他对我的热情回应打开了一个接续他人生中关系断点的可能。

当我请求个体向我交出他们的私人记忆时,接受一定意味着什么,而拒绝也一定意味着什么,这些意味常常超出采访/研究伦理的范畴,指向个体自身的欲望和困境,而对此间意味的捕捉也许能够超越作为“事实”的“历史”,朝向“记忆”作为调整与他人关系从而重新安放自身之“手段”的视角,从而在由私人记忆的公共化来试图勾勒时代断面时,勿忘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历程,正如殷漪所言“研究当年做摇滚乐队与我今天做的事的关系会更有意义”,而从单数的私人到最大限度的公共、再返回私人的过程正是艺术作品可能打动更多“私人”的路径,只有在这时历史才真正通过私人记忆的再创造被托住、承载、延续,从而产生一点点影响。仅仅怀旧是不行的(它可以是出发点),仅仅搞清史实也是不行的(有时它也不是必不可少)……

杨一心:回到对影像本身的探讨,我试图让这部作品走向一种更意识流的状态,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这部作品很大的一部分是在讨论记忆以及杨浦区空间上的变化和流动。记忆是非常主观的,而影像也是极为主观的一种媒介。纪录片/影像作品时常给观众一种真实的幻觉或是假象,好像影像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代言。而纪录片/影像工作者也时常隐藏自己的存在,呈现出一种“客观”感。而事实上,当影像创作者决定了把相机放在某一处的时候,这种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就已经不再“客观”。可以说影像同记忆一样,都是主观和流动的。“客观”只是影像工作者通过拍摄剪辑技法给观众创造出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想把这种流动性,这种主观性强调出来,让观众意识到这部片子并非是客观的。

这个作品本身就是流动的,就目前来说,与对象的采访还在深入下去,想要表现的风格也在变换,观众现在看到的这些影像也是每天里都有所不同的,我们每天都会/将会对此作出改变。而且,我愿意承认这种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并且邀请观众去认知这一事实。 也想让被拍摄的对象认知到这只是一个主观的流动性的开始,每个人都将会对同一空间、同一时间的事件产生自己主观的一种流动性的投射,无论是观者、影像作者或是影像里的对象。这是我对于这个作品所要探索的一些东西。

另一方面我想去探讨的是一种不同于我过去创作的一种新的合作方式。过去我若是作为一个作品的导演,总是会以所谓“作者电影论”作为理论基础去实行本质上的独裁创作制度。一切都是服务于我想要表现的东西,但是这次的创作却想要寻找和建构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或可以用所谓“多元”或是“集体创作”来解释。结合以上我所讨论的,我也想把这次与伊人的创作视为一种“流动性”的创作,一切都不是确定的,承认彼此的主观性,点出这种主观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开放式的讨论的一种创作方式。

赵伊人: 相比较其他小组,我们小组有四位成员,试图实践一种各行其是又共同工作的方法。其中张国伟与我熟识多年,是我与地方建立关系的领路人。多年前是他经常带领我在上海城市的各个角落漫游,第一次让我有了地方感、以及基于此的历史感,而在这之前我几乎从不考虑自己与身处地方的联系,在经常思考“我要去往哪里?”的问题之余,却几乎从不思考“我身出何处,我如何与身处之地保有关联?”之类与地方感有关的问题——而这一当代人典型的地方感的空洞,正是当今与土地、房产、居住、全球化、士绅化等各种问题缠绕在一起,有时作为原因有时作为结果、或是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正是通过将人从在历史和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地方剥离开来、变成看似“自由”的个体,资本才能毫无阻碍地吞没土地将之作为自我增殖的工具,从而渐渐消灭了附着于空间和物的历史和记忆、异化了立基于记忆的人类,而诸多个体在当时当刻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和指认其中可能潜藏的巨大灾难,只是被对利益重要性的一再强调催眠了。

另一位邢星是一位年轻的城市设计规划师,经常与我一起聊天做饭、互诉心事、策划联结、共同行动、思考反刍,她身处整个资本-国家-土地-规划-设计的庞大机器中,勇于认清自己只是一颗螺丝钉,在保持机器运转的同时却也时常抽身,如盲人摸象般与我和友人一同拼凑关于这庞大机器如何运转的真相,给予我无尽的激发和勇气。

项目开始时,我碰巧经友人介绍与独立电影导演杨一心结识并相谈甚欢,很快就决定一起以他擅长的影像作为形式一起合作,他作为一个杨浦之外的外来者也带来了新的视角。与他一起采访和探讨非常愉快,能时时刻刻感受到他对影像的热情、执着和敏锐。以影像进入一个地方对我是尝试进入一个地方的新路径,在这一意义上,我一直在向杨一心学习:学习社会科学出身的我,在采访中好像依然一直在追寻真相的潜意识路径中(比如采访中常常会强迫症式地确认:几几年,到底是哪个路口?),而影像相比其他媒介更容易给人一种“真实”的假象,因此如何放入自身并时时提醒自己和观者不被假象欺骗是我和一心一再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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