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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精兵简政”议案的乡绅李鼎铭(上)

提出“精兵简政”议案的乡绅李鼎铭(上) 撰文:朱鸿召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延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陕北乡绅李鼎铭积极参政议政,提出著名的“精兵简政”议案,为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人民战胜经济困难做出贡献,毛泽东称其为“开明绅士”。 参政之前,他是乡村饱学之士,富民兴教,开化民智,引领风尚,拒绝为一人一己谋利益,远乡近邻称颂其“造福桑梓”。

一、兴教富民,名传乡里

李鼎铭(1879-1947),陕西米脂人。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14岁开始寄住外祖父家,跟随二舅杜良奎学习经史子集,兼习医学,并涉猎近代科学,共计八年,奠定了李鼎铭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刚正不阿的精神品格。 杜良奎是杜聿明的父亲,杜斌丞的堂叔。 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文武举人,曾任晚清皇室教席,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任教于西安长安大学堂,为人正气义气豪气。 李鼎铭深得二舅兼恩师的精神气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参加科举考试,被取为秀才廪贡生,由官府按月供应口粮。 但是,父亲病逝,家庭生计维艰,他借债去西安参加科举省试预习。 正当晚清末年,科举末期,科场风气污浊。 李鼎铭在西安熬过数月,艰苦备尝,铩羽而归。


图 | 李鼎铭

回到米脂桃花茆,李鼎铭拒绝了清政府榆林道怀远县(今横山县)县官任命,应约到杨家沟私塾学堂当先生,选择教育救国。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杨家沟私塾学堂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学堂里有一个学生姓马,其父亲是文化不高的财主,听说李先生学识渊博,能谋善断,就悄悄地找到学堂来,请求帮助计算他家确切有多少粮食。 李鼎铭让他报出家里有几个粮仓,每个粮仓有多大,粮仓储藏到什么位置。 马财主将具体数字报出后,李先生先在纸上画图形,再用算盘计算一番,很快就告诉财主其粮食总数。 马财主惊奇地把数字抄下来,回家经过仔细核对,果然一点不错。 惊叹之余,马财主希望延请李先生担任大管家,承诺相当丰厚的报酬。 李鼎铭没有答应。 其他乡绅听说后,竞相开出更高的报酬,邀请其担任家庭产业或家族企业总管,都被断然谢绝了。 李鼎铭态度很明确: 我只为民众百姓做事,不为一人一己谋利。

李鼎铭相信教育救国。 他先后创办并主持桃花茆村寨子山学堂、印斗镇临水寺觉民小学校、区立桃花茆初高级小学校,受聘担任绥德中学堂、榆林中学教职。 他不是把教育当作一般职业,不是为教书而教书,而是作为开启民智,移风易俗,建设乡村社会的手段。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尚,身体力行,剪掉长发,并动员自己的女儿、儿媳带头放足,上学读书,提倡男女同校。 他劝慰村民戒毒禁赌,努力参加生产。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他倡议架桥修路,争取米脂县财政支持,再募集社会资金,共修建五座石桥,让四沟八岔的村民畅通往来,恢复桃花茆集市贸易。 为促进贸易繁荣,他力主把桃花茆村改名为桃花镇,简称桃镇; 倡议邀请戏班子,每逢集市日来唱戏,吸引各地商旅客人。 桃镇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米脂东区集贸中心,陕北通商七口重镇之一。

家乡集市恢复,村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时在清王朝被推翻后,新政权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陕北地区一度匪患频繁。 李鼎铭毅然发动村民,组织桃花镇自卫民团,生产劳动之余习拳练武,防御土匪,保护家乡。 在自卫民团有效击退一次土匪进攻后,村民编唱一段信天游小曲: “桃花茆茆山连山, 村庄沟沟里有能人。 土匪强盗全不怕,习文练武忙耕耘。 家家户户喜颜开,全凭先生李鼎铭。 ”


图 | 1938年夏秋之际,陕甘宁边区开展普遍的基层民主运动,农民们在投票选举

二、惩恶扬善,主持公道

桃镇集市恢复发展后,引起米脂县城豪绅财主们的嫉恨。 他们鼓动县长,实行私人包税制,将省政府分配给米脂县的税收款项承包给县城乡绅们,然后任其抬高税费,向四乡百姓摊派,同时对桃镇市场加大税率,严重影响到集市贸易,引起民众怨声载道。

此时米脂县分为东西两个区,李鼎铭被推举为东区区长。 李鼎铭获悉后,先是召集东区七个分区长会议,下令各分区马上组织四乡民众坚决抵制私人包税制,禁止向私人纳税,不许官府利用包税制随意加重村民负担并组织桃镇民团,驱赶横行乡里的收税地痞恶棍。 与此同时,派人快速送信给西区区长刘文章,联合抵制私人包税制。 几天后,几乎所有被雇佣横行在乡间收税的地痞恶棍都纷纷溜走了。

李鼎铭向省政府反映了米脂包税制危害民众的情况,并直接从省政府领受了米脂县东西两区百姓当年应缴纳税款数。 他将东区分摊的税款银元750元,原数分摊给各村,只留桃镇、海会两处集市会场税款由区公所直接收取,以补充学校教育经费。 此举减少税收中间环节,大大减轻了村民们的经济负担,也免除了各分区向区立学校缴纳的助学款。

晚清中国,鸦片之害,人天共怒。 民国政府设立禁烟委员会,层层复制,到榆林道国民政府委任的“禁烟委员”,其实已经变成受派协助米脂县政府收取鸦片税的官员。 王公甫来到米脂东区,故意将村民的烟田亩数丈量放大,并向农民索贿敲诈。 李鼎铭获悉后,安排七分区区长密切关注王公甫行踪,将其贪污受贿的大量证据收集起来。 人赃俱获后,再将其诱入区公所。 王公甫在铁的事实面前,只能向李鼎铭求饶说: 上级命令每烟亩多收2元坐销费,县府有印花。

第二天,李鼎铭一行多人带着王公甫上县城,径直走进县长王亦哉的办公室,把王公甫贪污受贿的花名册与敲诈勒索乡民的材料,一起摆在王县长的面前。 经核算,王公甫当场退还贪污款960元,以及索贿银手镯一对。 回到桃镇,李鼎铭召集乡民大会,宣布追回的款物情况,如数发还给乡民们,并鼓励乡民们要敢于向各种不合理的贪腐行为作斗争。

1921年,米脂旱灾,尽管李鼎铭为减轻村民负担、反对官员贪腐进行斗争,豪绅财主们收租放债有所收敛,可是村民百姓仍然不堪重负。 李鼎铭从村民乡绅中获悉县财政有巨额贪污情况,亲自到县城和榆林道进行考察走访,终于掌握了其中隐秘。 他联合东区、西区政府,分别向县政府递交群众要求清理县财政的报告,并声明如不答应,民众将上县城请愿,到榆林府上告。 王县长四面楚歌,不得不接受清理县财政的要求。

经过各区公推选的五名清理小组成员紧急清算,共清理出米脂县财政自1912年至1920年贪污款项13000元,包括上级下拨的救灾款。 此事惊动了陕西省政府,派员来到米脂县督察。 最后,将县政府二科科长和县财政局局长逮捕法办,并责令凡是分得赃款的人员,必须全部退还。 县长王亦哉被罢免。

从富民兴教,到反对贪腐,李鼎铭在米脂声名日隆。 镇守陕北的井岳秀,榆林道尹景岩征将李鼎铭当作杰出人才,聘请担任榆林道尹公署参议,随后又任命为民政科科长、榆林道尹公署顾问,前后大约两年半时间。 在此任上,李鼎铭曾建议组织绥德米脂地区南下移民,垦荒种地,以解决旱灾之年村民生计问题。 议案提出后,石沉大海,了无音信,他深切感受到国民政府底层政权的麻木、腐败与推诿,借故养病回家。

1926年2月6日(农历乙丑年腊月廿四),李鼎铭同日为二儿子、三儿子操办新式婚礼。 大喜的日子里,米脂东区村民代表和区长们送匾贺喜。

这是一方巨型匾额,宝蓝色匾面,居中自右至左雕刻着四个镶金大字“造福桑梓”。 匾额两边题款“中华民国十四年腊月吉日米邑五区公民为李鼎铭先生敬立”。 在匾额正文大字上下,还题写了赞词: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地不在大,得人则灵。 异口同声,称颂鼎铭。 幼读古人书,壮怀济世志,后未等舞台,号称布衣士。 唯其重气节,有识力,无折腰之取辱,俾从心之所欲,地方赖以富,教育赖以兴,君子曰: 莫大之功。 ”这是对匾额正文的诠释,也是对李鼎铭赢得乡民百姓敬重爱戴的真实写照。

膺此殊荣,实至名归。 时年45岁的李鼎铭被尊称为“李老先生”,有“米脂东区一卧龙”之美誉。

三、为民造福,反对偏激

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富民兴教,鼓励学生接受新知识,开阔新视野,容许他们参加共产党并从事革命斗争活动。 但是,他反对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阶级斗争政策,尤其是打土豪、分田地、镇压富农的极左政策。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一些在北京求学的陕北籍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将其传入陕北,在榆林中学、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传播革命思想。 1927年3月中旬,中共米脂桃花茆支部成立,直属米脂地委领导。 党支部机关就设在桃花茆小学,主要成员郭洪涛、马明方、李力果、艾楚南、张驾伍、乔正明、杜聿德等,大部分都是李鼎铭的学生,其中李力果还是李鼎铭的二儿子。 李鼎铭从榆林道尹公署辞职后,遭遇夫人张氏和母亲杜氏相继饥饿病逝,为了生计,1930年他到米脂县城东街租赁门面,开设“常春医馆”,坐堂行医,卖药为生。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为了消灭共产党,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建立保甲制,利用特务组织,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残酷屠杀共产党人。 1930年初,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遣第一批特务到榆林、米脂、绥德、肤施(延安)设立党务后守办事处,开始登记党员,整顿组织,建立区分部,作为反共前哨。 1934年11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指令各县建立保甲制度。 米脂县境内大量修筑寨堡,农民被强迫上寨居住,然后进行拉网式“清乡”“查户”。 全县共划分29个联保,191个保,2281个甲。 1935年1月,国民党在榆林成立陕北肃反分会,各县成立肃反会办事处,可以随军活动,有关“政治犯”案件全部由肃反会审理。

这个时期的陕北、米脂共产党组织,执行的是苏维埃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严重伤害了富农的利益,失去了以李鼎铭为代表的占米脂农村绝大多数农民和乡绅的拥护。 加之党内叛徒的变节出卖,使得共产党组织遭到惨痛损失。

1934年底,李鼎铭应国民党米脂县政府邀请,担任米东区肃反委员会主任。 1935年2月,又应邀参加米脂县“铲共后援会”(稍后更名为“肃反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在武装镇压共产党和红军的同时,开展政治变向时期的自首活动,分化瓦解共产党员中意志薄弱者。 1935年2月2日,中共米东县委在小寺则寨子上召集会议,消息泄密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参加会议的共产党负责人1人牺牲、2人被捕自首、2人突围。 5月,中共米东县委停止活动。 10月,国民党在米西地区搜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并在靴帽疙瘩一次枪杀高维钧等10人。

193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围剿”米西苏区,中共米西县委停止活动。 “1934年秋冬,1935年,1936年,米脂城内及郊区三四十里之党和团(共产党,共青团,引者注),为反革命破坏殆尽”。 《米脂县志》载,李鼎铭“1934年被国民党县政府聘为‘米脂县肃反委员会’主任,起过不良影响”。

李鼎铭参与国民党“清乡”“肃反”过程中,同样反对国民党军队所采取的偏颇、过激行为。

米东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乔正明,曾是李鼎铭的学生,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后,其头颅被割下挂在戏台前的高杆上示众,尸体被抛在河边任野兽撕扯。 国民党统治者下令,不许任何人掩埋,若有违者同罪处之。 同样是李鼎铭学生的郭洪涛,向先生寻求帮助。 李鼎铭指责国民党不许收尸掩埋的残暴行为,表示“人已死,万事了,岂能这等无人性,收尸掩埋的事我要出面交涉”。 李鼎铭先后找到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和榆林道署,经过几天紧张的交涉,终于拿到公署允许掩埋乔正明尸体的批示。

中共米脂地下党组织书记景仰山叛变后,崔凌汉等共产党领导人惨遭杀害。 国民党米脂县当局按照“宁可错杀十人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命令,将全县100多名共产党人、300多名革命群众列入清洗对象,使米脂县城的共产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并对共产党员家庭进行疯狂的“扫荡”“清剿”。 李鼎铭找到国民党驻米脂部队长官高双成,指责国民党“此次肃反打击面过大,剿共连老百姓也剿起来”。 并说服当局应以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虽然当局没有完全采纳李鼎铭的意见,但确实缓解了当时日趋紧张的残酷斗争局面。


图 |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标志着边区抗日民主政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米东县委被迫停止活动后,转移到吴堡、葭县一带休整,组成红军第十五支队再次进入米东地区。 不料刚刚进入圪妥店村,就遭到国民党军队四面伏击,只有少数人脱险,7名共产党负责人都被捕。 此案交由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鼎铭处理,他据理将7人全部释放。 这些人成为共产党领导米脂革命运动的火种,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里得以保存下来。

四、悬壶济世,静观时变

从晚清,民国,到陕甘宁边区,李鼎铭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信念,谋求民生福祉,主持社会公正,传承历史文化。 为此,他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化,又不得不在危急形势下参与其政治,借以维护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维持社会基本秩序。 同时,他鼓励学生们接受新文化,参加共产党,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极“左”斗争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重新调整对于农村富农的政策,停止对富农的无情打击,保护富农合理的土地财产利益。 “除统一的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 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令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佣劳动之自由。 在最大多数群众要求而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乡或区),富农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4 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0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385旅警备八团一个营进驻米脂。 12月,米脂县划归陕甘宁边区,国共两党同时存在,形成公开合作、暗地竞争的局面。

李鼎铭在米脂县城东街坐堂接诊,悬壶济世,密切关注着抗战形势发展,以及国共两党时事动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 李鼎铭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杀掉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感到十分意外。 看到周恩来有关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讲话材料,他认为这是胸怀大局,大仁大义,置党派个人恩怨于不顾,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他心存敬佩。 学生中参加共产党工作的张汉武、郭洪涛、艾楚南等人,经常向他请教汇报,争取先生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 1937年八路军进驻米脂,严肃的军纪,清明的作风,赢得了包括李鼎铭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的信任。 李鼎铭慢慢改变着对于共产党的认识。

促使李鼎铭对于共产党态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二儿子李力果参加革命的经历。

五、选择共产党,为民谋利

李力果曾随父亲就读米脂县桃花茆小学,1923年考入榆林中学,受魏野畴等人进步思想影响,投身革命活动,协助刘志丹主持学生自治会工作,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受命到皖北参加二次北伐战争,辗转上海、北平、陕西、天津、山西等地开展革命斗争。 在国民党“清乡”“围剿”中,李力果被拘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俗称草岚子监狱达五年之久。 1936年底,经党组织安排营救出狱。 李鼎铭为了营救李力果,曾经致信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二十五师副师长杜聿明,希望给予关照,却未能获准。 此事对李鼎铭触动很大。 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自己的表侄,两个孩子都曾是自己的学生。 两党纷争,各为其志。 是非成败,取决于人心所向,得道多助。


图 | 李鼎铭之子李力果

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李鼎铭从当初不赞成,逐渐转向同情、理解和支持。 在写给狱中儿子的家书中,李鼎铭说: “汝之被拘也,余初闻之,甚觉伤心,屡欲与汝写信,而一执笔则悲从中来,不能成书而罢。 现而思之,汝果能立志,则此事不惟不足为祸,或者转为福亦未可知。 ”他鼓励并叮嘱身陷囹圄中的儿子,“汝今日虽处狱中,正当年少力强之时,倘能置荣辱于度外,一意借此为修省之机会,则铁窗之下非惟不足以困乏身体,反可以修养心性,以视终日哭泣悲伤作为妇孺之态者,其得失相去几何哉! 如果有志上进,甚勿河汉斯言”。 李鼎铭默许了儿子李力果的人生选择。

1939年10月,已经出任山西新军十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李力果,偕妻子王仲逸从山西到延安,途经米脂,回家探亲。 国民党米脂县长刘学海安排隆重的欢迎仪式,亲自带政府官员和乡绅群众到城南五里小石砭迎候。 李力果没有去县政府,而是直奔东大街常春医馆看望父亲。 夫妻双双跪在地上,大声说: “爸,儿子力果回来啦! ”

这次回家,父子俩拉话七天,从家里、村上,直到国家与世界。 李力果从理论到历史,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和共产党组织宗旨,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十几块抗日根据地,坚持全面抗战路线; 而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日路线,甚至投降卖国,发国难财。 共产党主张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环境下,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民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李鼎铭静静地听着儿子的讲述,不断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疑惑。 “陕北闹红,共产党和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啥杀了那么多人? ”李力果向父亲解释说: “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土改中不杀一些土豪劣绅,就不能彻底打倒封建地主阶级,穷苦的劳动人民就不能翻身解放。 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为了争取父亲对共产党事业的理解和支持,李力果还给父亲找来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著述,进一步开阔了李鼎铭的政治视野,也促使李鼎铭改变了严厉的家风。 1937年10月至1940年11月,米脂县作为国共两党政权并存的统一战线区域,八路军接管了原国民党二十二军的军事防务,其行政管理仍然是国民党县政府。 1940年秋,八路军在征收抗日救国公粮时,遭到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反对。 中共米脂县民运股股长李万春请求李鼎铭帮忙,疏通与国民党米脂县县长萧履恭的关系。 李鼎铭欣然应允。

不久,驻米脂八路军得到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允许在米脂征收抗日救国军粮的通知。 可是,国民党县政府暗中却鼓动一些城乡豪绅散布谣言,许多富人和有粮户想方设法拒绝向八路军交粮。

李鼎铭亲自出马,从县城来到米东、米西,会见两个区负责人,并召集村民会议。 号召村民们积极交粮抗日。 很快,八路军就征收到了所需要的军粮。 此次协助征粮经历,促使李鼎铭思考抗战斗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为提出“精兵简政”主张埋下了伏笔。

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米脂抗敌后援会改称米脂抗敌救国会,影响不断扩大,迫使国民党县政府的影响渐渐衰弱。 1941年7月,中共米脂县委公开活动。 国共两个政权在米脂县同时并存。 1941年8月,米脂县进行第一次普选,10月李鼎铭当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他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政权之间,选择共产党政权,是因为他发现共产党政府可以更多地为民众谋求福祉。

(全文未完,待续)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4期,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新媒体实习编辑 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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